——以淳安縣司法權介入市場自治的關系為例 司法獨立與市場自治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兩個重要原則，它們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共同維護著社會的公平、公正和有序發展。本文將從淳安縣人民法院個別法官濫用司法權損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和營商環境的案例出發，探討司法獨立與市場自治的關系，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議。 一、司法獨立的內涵與意義 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在行使司法權時，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公民權利和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司法獨立的意義在于：保障司法公正。司法獨立可以確保司法機關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從而保障司法公正。維護社會穩定。司法獨立可以增強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使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和尊重，從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司法獨立可以為市場經濟提供穩定的法律環境和公正的司法保障，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二、市場自治的內涵與意義 市場自治是指市場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市場自治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市場自治的意義在于：提高市場效率。市場自治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市場效率，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保障市場公平。市場自治可以確保市場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競爭，保障市場公平，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市場創新。市場自治可以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促進市場創新，推動經濟的發展和進步。 三、司法獨立與市場自治的關系 司法獨立與市場自治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關系。司法獨立是市場自治的重要保障，市場自治是司法獨立的重要基礎。 司法獨立是市場自治的重要保障。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主體的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需要法律的保障和規范。司法獨立可以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為市場主體提供公正的司法保障，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市場公平。 市場自治是司法獨立的重要基礎。市場經濟是自主經濟，市場主體的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需要充分的自由和空間。市場自治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市場效率，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司法獨立需要在市場自治的基礎上進行，司法機關的職權范圍和行使方式需要尊重市場規律和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 四、案例分析 淳安縣人民法院個別法官濫用司法權損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和營商環境的案例，反映了司法獨立與市場自治的關系。在該案例中，個別法官違反法律規定，濫用司法權，損害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和營商環境，破壞了市場主體雙方自愿簽署的約定，從而達到掠奪受害人的財產為利益關系人謀取不當利益的目的。 2022年4月以來，淳安縣人民法院個別法官濫用司法權損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和營商環境，破壞市場主體雙方自愿簽署的約定，從而達到掠奪受害人的財產為利益關系人謀取不當利益，其行為不僅違反了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等的規定，且與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戰略方針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等政策精神相違背，亟需引起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重視，杜絕此類現象的發生，切實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真正營造一個公平公正良好的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 1、淳安縣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黃琳濫用職權，在已不具備監督管理權的情況下違法指使管理人扣押早已成就退還條件的企業重整投資意向保證金，無端剝奪市場主體的財產所有權，導致企業春節無錢發放員工薪資，雪上加霜。 2022年2月16日，淳安永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金公司）替參與浙江祥云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杭州千島湖祥虹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祥云公司、祥虹公司）重整投資報名的杭州方泰搪瓷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方泰公司）向祥云公司、祥虹公司破產管理人繳納了投資意向保證金50萬元，該保證金管理人承諾：“如果方泰不參與重整仍舊原路退還”。2022年3月底，方泰公司未參與報名，該款項在此時已成就“原路退還”之條件，但管理人并未按無條件馬上“原路退還”給永金公司。2022年7月破產重整程序已終結，破產財產已交接，債權清償完畢，破產重整案至此已“案結事了”,管理人在此時已無權保管該50萬保證金，但該筆50萬保證金依然沒有“原路退還”。事后管理人告知是因為淳安縣人民法院法官黃琳指使管理人不予退還(錄音證據為憑)。農歷12月28日受害人前往法院討要這筆保證金用于發放節前工資時，黃琳利用公權有意設套逼迫受害人提供“擔保”,并利用其專業的法律知識逼迫受害人簽訂其單方面擬訂且設有圈套的“擔保函”,企圖讓永金公司喪失該筆50萬保證金的所有權，后經識破末簽（微信截圖證據）。春節過后受害人數十次到淳安縣人民法院和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得到的口頭告知“你同意對方的調解方案，該50萬保證金就退還給你們了”,將本應屬于永金公司的資金，成為利益關系人作為逼迫我方妥脅第三方有失公充的調解方案。淳安縣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黃琳的違法扣押行為違反了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十四條、第六十九條、《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八十六條、《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五十七條等關于“嚴禁違反法定權限、條件、程序對市場主體的財產和企業經營者個人財產實施查封、凍結和扣押等強制措施”的規定，嚴重侵犯和損害了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是對淳安營商環境的踐踏。 2、淳安縣人民法院違法恢復執行企業重整之前的調解書，違背了最基本的信賴保護原則，讓民營企業通過重整帶來的希望再次破滅。 2023年1月18日，淳安縣法院對“案結事了”之案，違法作出（2023）浙0127執恢30號裁定（2023年2月18號才收到），錯誤的恢復破產重整已結案且另有約定不具備恢復條件的（2020）浙0127民初2388號民事調解書。該裁定不僅違反了《企業破產法》第89條、第25條之規定，也違背了最基本的信賴保護原則，讓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約定成為廢紙，讓市場主體對司法權和法院作出的裁定失去了最起碼的信賴，這樣的營商環境民企如何生存？ 2022年7月11日，法院裁定祥云公司股權過戶給凈誠公司，7月14日管理人與重整投資人已辦理移交手續且交接完畢，2022年8月4日管理人開始清償破產債權，并全部清償完畢。以上事實證明祥云、祥虹公司從2018年12月至2022年8月歷時4年的破產重整程序已經結案。且在與管理人辦理移交前，凈誠公司代表祥云公司、祥虹公司均已認可與受害人自愿簽署“可持續生產狀態下的現狀移交”約定，簽署的協議中均已表明不申請執行重整之前的（2020）浙0127民初2388號的民事調解書。依照《民法典》第七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雙方簽署的《重整投資合作協議》約定已變更該“民事調解書”內容，相對方已產生合理的信賴利益，其申請恢復執行不僅違反了信賴保護原則，而且實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同時也是自我否定了法院裁定批準的《重整計劃草案》中關于持續經營方案的約定。用（2023）浙0127執恢30號裁定推翻持有祥云、祥虹公司100%股權的股東凈誠公司和昌虹公司簽訂的《重整投資合作協議》中的約定，明顯存有幫助毀約方掠奪受害人的財產，存在利益輸送和瓜分不當得利之嫌。違法動用司法權干預市場主體間的民事行為，助長了毀約方貪婪的欲望，激化了股東之間的矛盾，致使企業損失和社會損失持續擴大。并由此引發出十余起本不該發生的訴訟案，不僅極大地浪費了司法資源，也損害了地方經濟發展，讓民營企業生存無望，老百姓就業無保障，公正司法失信于民。 《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等有關部門和單位應當按照各自職責做好優化營商環境工作。公職人員應當嚴格遵守親清政商交往行為準則，增強主動服務意識，依法履職，勤勉盡責。”淳安縣人民法院不顧市場主體之間的協議約定和自身裁定批準的重整計劃中的約定，違法恢復執行重整之前的調解書，不是在優化營商環境，而是為一方私利有意破壞正常的營商環境。 3、淳安縣人民法院的一系列錯誤執行裁定及超范圍、超標準、強關聯查封凍結，置地方經濟發展和穩定于不顧，導致兩家規上企業被關停超一年之久，近200工人下崗失業在家，民營企業生存無望，淳安營商環境堪憂。 淳安縣人民法院為了逼迫受害人妥脅于司法權力的強高壓，在對“案結事了”之案恢復執行的過程中，執行局副局長朱惇昊、執行員余鵬飛等在始作俑者黃琳違法扣押50萬保證金的基礎上，延續作出了十余起枉法執行裁定，超范圍、超標準、強關聯查封凍結，言語中處處帶有恐嚇威脅，并且心虛下架了網上所有的裁判文書，讓受害人和社會公眾無法查詢。上述行為直接損害了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停工停產等巨大的經濟損失。2023年2月17日，為了掩蓋黃琳違法扣款行為，淳安縣人民法院“以程序裁定代替實體審理判決，實體認定也缺失法律支持”違法作出（2023）浙0127執恢30號之三裁定，違法凍結“永金公司”尚在管理人處未予退還的保證金50萬元，在我方提出執行異議后，2023年4月4日，淳安縣人民法院將錯就錯以程序裁定代替實體審理判決，以強制關聯“屬指示付款”，違法作出（2023）浙0127執異6號執行裁定。又虛構一個“第三人”，違法作出（2023）浙0127執異7號執行裁定書，分別錯誤的駁回案外人永金公司和被申請人涌和公司的執行異議，該兩份裁定與（2018）最高法民終209號民事判決書、（2022）最高法民再237號民事判決書存在類案不同判，淳安法院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凌駕于最高法判決依據之上，受害人窮盡所有的溝通反映和舉報都是徒勞無功，淳安法院毫無司法公正可言。 更為離譜的是，淳安縣人民法院在2023年1月20日、1月28日、12月27日、2024年1月29日又先后作出了（2023）浙0127執恢30號之一、之二、之四、之五執行裁定書，且這些執行裁定書當時并未依法送達給被執行人和利害關系人，我方是在意外得知存在這些文書并經催討后才收到的（其中之一、之二實際收到日期為2024年4月16日，之三為4月10日，之五為2月17日）。這些裁定不僅存在弄虛作假、暗箱操作之嫌，而且存在超范圍、超標準、超權限、強關聯查封凍結等系列嚴重違法行為。（2023）浙0127執恢30號之一、之二執行裁定在我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幾天之內先凍結后解除，司法權隨性所用、肆意妄為，這種我說即為“法”，我行即為“法”，司法者等同于“法”的執行行為，讓守法者毫無安全之感。（2023）浙0127執恢30號之四執行裁定“禁止變更第三人淳安祥潤實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信息”存在違法的強關聯，侵害了毫無關聯關系的第三人祥潤公司的合法權益，司法者將國家賦予的執法權演變成合法性的“土匪搶盜”。（2023）浙0127執恢30號之五執行裁定延續（2023）浙0127執恢30號之三裁定之錯誤，繼續錯誤凍結該50萬保證金，時至今日，該筆保證金既未執行給申請執行人，亦未退還給所有權人永金公司，繼續將該筆保證金懸于空中，至今長達2年多之久，明顯的目的是作為延續逼迫受害人妥脅之砝碼。 淳安縣人民法院的一系列錯誤執行裁定及超范圍、超標準、超權限、強關聯查封凍結、關停企業如“土匪進村”般的驅趕正在上班的員工，拉閘停電，致兩家規上企業近200名員工下崗失業在家，約500萬元在機生產半成品成為廢品，民企活活被司法權折騰而死。淳安法院的這一系列違法行為違反了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十四條、第六十九條、《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八十六條、《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五十七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第24條等關于“嚴禁超權限、超范圍、超數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財產，侵害當事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案外人等財產權利”“靈活采取查封措施。對能‘活封’的財產，盡量不進行‘死封’，使查封財產能夠物盡其用，避免社會資源浪費。查封被執行企業廠房、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被執行人繼續使用對該財產價值無重大影響的，可以允許其使用”等的規定，是對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公然侵犯，是對營商環境的極大破壞，強烈要求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予以嚴肅查處，以杜絕此種現象的再次發生。 4、為了保生產、保就業，受害人四處求告，有關部門敷衍了事、皮球踢來踢去、讓程序空轉，企業合法權益被司法權所侵害的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企業停工停產，損失仍在持續并無限擴大。 就淳安縣人民法院作出的損害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錯誤裁定，為了掩蓋“一案錯”不惜采取“多案生、多案錯、錯上加錯、錯而再錯”來逼迫我方妥脅，掠奪我方利益。為此我們一方面通過法律規定途徑提起異議、復議和申訴、執行監督等，另一方面通過浙江政務服務網“民呼我為”等平臺向淳安縣各領導、淳安縣紀檢委、政法委、檢察院、信訪局反映，同時也遞交了十余次的聽證申請，大部分無答復、有的也是答非所問、答猶未答，各部門履于形式、無人敢管無人愿管，我們所有的正當訴求都在程序上空轉，企業合法權益被長期侵害無法得到維護。 關于永金公司50萬保證金被違法扣押、凍結的問題，案外人采取提起執行異議、信訪復查、復核等方式，均被承辦部門駁回不予受理。更為可笑的是淳安縣信訪局在復查時撤銷法院的信訪答復意見，卻又不督查法院重新作出答復意見。于是，淳安法院又以告知書代替答復意見，且網上復核無法提交。法院、信訪等部門就是這樣在程序上轉來轉去，把民企的合法訴求懸于空中，兜兜轉轉永遠落不到實處。關于違法恢復執行重整前執行案，涌和公司經過執行異議、復議、申訴、執行監督等，其違法和錯誤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三級法院對問題視而不見，姑息錯誤，盲目裁定，不顧企業死活，枉法裁定，超標查封凍結，與國家、省、市關于優化營商環境的法規政策背道而馳。 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六十九條和《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七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四條及《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五條、第六十八條、第六十條等規定了“對市場主體的訴求和舉報，有關部門要暢通救濟渠道，依法糾正違法行為，對不履行優化營商環境職責或者損害營商環境的政府和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依法依規追究其責任”。《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監察機關應當加強對公職人員推動優化營商環境工作的監督，依法查處違法行使職權損害營商環境的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關于“濫用職權案”立案標準第6點：“造成公司、企業等單位停業、停產6個月以上的”規定，淳安縣人民法院有關當事法官已構成濫用職權罪的立案標準。 在此，受害人懇請各級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此事，依職權認真調查核實，依法依規查處，真正把解決市場主體的訴求和困難，特別是當其面對來自司法權等公權力的侵害而無可奈何時，為深陷絕境的民企排憂解難，糾正錯誤，制止和排除侵害，真正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一個公平公正良好的營商環境，此乃民企之大幸，法治之進步。 該案例的發生，一方面反映了個別法官的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存在問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司法監督和制約機制存在缺陷。司法獨立并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可以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司法機關的職權范圍和行使方式需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需要接受監督和制約。 五、思考與建議 為了維護司法獨立和市場自治的關系，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加強法官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加強法官的培訓和考核，建立健全法官的懲戒機制，確保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 完善司法監督和制約機制。建立健全司法機關內部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加強對司法機關的外部監督和制約，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 加強法治宣傳和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增強公民對司法獨立和市場自治的認識和理解，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總之，司法獨立與市場自治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關系。司法獨立是市場自治的重要保障，市場自治是司法獨立的重要基礎。為了維護司法獨立和市場自治的關系，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需要加強法官隊伍建設，完善司法監督和制約機制，加強法治宣傳和教育。 （責任編輯：土火）